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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敬虞

汪敬虞(191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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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敬虞,男,又名汪馥蓀,1917年7月20日生于湖北蘄春,1943年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所前身)工作。


汪敬虞是享譽海內外的中國經濟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1937年,汪敬虞以優秀成績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后轉入經濟系學習。1943年大學畢業后,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巫寶三先生,走上了經濟學、經濟史學的研究之路。1946年改任助理研究員。1949年10月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此后,他一直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1955年晉升副研究員,1979年晉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1999年1月退休。2006年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榮譽學部委員。1988至1998年還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兩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汪敬虞在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近代買辦、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發生、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史的中心線索等方面,以及經濟史研究的資料建設方面,成就卓著。


他廣集資料,細致考辨,量化研究中國近代的工業發展水平。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期間,隨巫寶三先生研究1937年以前中國國民所得問題,承擔工業所得的估計工作,也即包括現代工廠和手工業在內的工業生產總值和凈值的估計工作。其最終成果《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于1947年出版,成為中國經濟學界有代表性的著作。他還對全面抗戰時期華北的工業生產做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抗日戰爭前中國的工業生產和就業》、《中國工業生產力變動初探(1933—1947)》等論文。


他跳出框框,深入辨析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內部機制,從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產生的三個階段及其在中國近代的特殊性入手,進而又從新生產力、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原始積累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前提,發表了《略論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等論文。


他深入剖析外國資本主義的雙重作用,揭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外部環境,發表了《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赫德與近代中西關系》、《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近代中外經濟關系史論集》等論著,認為外國資本主義既是中國資本主義成長的促進者,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壓迫者。


他系統探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途徑和過程,很多研究都是開拓性的。如《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唐廷樞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等論著。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業→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而來,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業沒有聯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對新式工業的創辦而來。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歷史條件中,帶有決定性的因素是外國資本主義新的生產力的引進。而這種新的生產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手工業生產力的自我發展,而是來自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的技術引進。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途徑,也可以說有三種不同的類型。既有純粹商辦企業的設立,也有洋行買辦附股外企和洋務派官辦企業的轉化。中國第一代工、礦、航運企業的資本家,正是從對新生的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的社會集團中產生的,而買辦和新式商人則比其他社會集團具有更明顯的投資傾向。


他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把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提出不僅要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發展及其原因。這種不能充分發展,不僅表現在資本主義的總體水平上,而且表現為點與面的不協調,表現為點上的發展與面上的不發展并存的局面,先進的工業與傳統的農業長期并存,機器大工業與手工業長期并存。這一研究,不僅能更為準確地認識中國近代史,也能啟迪人們對現實的反思。他所主持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4-1927)》一書就是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為中心線索的。2002年,總結他半個多世紀學術研究工作的專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出版。這部專著可以說是他半個多世紀學術研究工作的一個總結。書中搜集的資料極其詳盡、廣泛,使用資料的態度十分嚴謹,對一些學術界用錯、理解錯的資料加以改正,廣泛收集了當代學者在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各種看法,或贊成或持異議,都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核心是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研究的中心線索。


他在經濟史資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1957年,他主編的一部資料相當完備的資料巨著《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895—1914)》(第二輯),勾勒出了 1895年至 1914年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基本輪廓,使讀者能了解外國在華工業資本、官辦工業資本和中國民族私人工業資本的基本狀況及相互關系。此外,還參與編寫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這些都成為經濟史研究至今不可多得的重要工具書。


他的學術研究,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他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出版后,獲得孫冶方經濟學2000年度著作獎、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一等獎、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著作類一等獎等多項大獎,不愧為眾多經濟史學科研成果中的佼佼者。他的最新文集《中國近代工業化研究》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汪敬虞先生無論是治學還是為人,都為后學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精神財富。他非常善于利用時間。20世紀60年代,經濟研究所在河南干校,他被安排在伙房工作。為避開管理人員的檢查,他和其他同事一樣,準備兩套書,放在面上的是政治學習材料等,下面則藏著一本自己喜歡的專業書籍,一有機會便加緊閱讀、思考。他多年睡眠不好,容易早醒,便利用這個時間思考問題,很多想法就是這個時候形成的。為防遺忘,他趕快爬起來記下這些想法。他常感慨說:人生有限,而做學問是無限的。他特別重視經濟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認為這是基本功。1959年和1962年,他和同事們為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5)》,曾兩次赴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收集館藏19世紀中西文報刊和各種遺存文獻中的有關資料,前后工作一年以上,共搜集到中西文資料數百萬字。這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撰寫《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一書,在將近40年的時光中,他披閱了北京各圖書中心所藏資料,以及上海圖書館館藏資料,用“地毯式轟炸”的方法把各種分散而零星的資料收集、整理成系統而完整的資料,并據此撰寫了一部30萬字的專著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礎上,先后寫了近50萬字的專題論文,從而將若明若暗的歷史過程重現在讀者眼前。他勇于接受意見,認為無論什么研究,結論是暫時的,而問題總是無限的,強調真理的長征何止二萬五千里;真理總在下一句。


2012年6月20日,汪敬虞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

——徐衛國撰

(轉引自《經濟所人文庫——汪敬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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