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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探索 砥礪前行(1949-1977)


  1949年11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1950年4月,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接收原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1950年6月更名成立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陶孟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并兼任社會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對社會研究所的定位是,“以現有經濟問題和經濟史為研究范圍;現有經濟問題以國民所得、工資、計劃經濟制度為研究重心”。當年,社會所即按中國科學院要求,選派了11位研究人員赴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到1950年12月學成結業。
  1950年,社會研究所在北京設立工作站,地址在地安門東吉祥胡同。1952年,全所搬到北京,辦公地點在東城區南灣子胡同甲13號。1953年,社會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巫寶三任代所長;1954年,狄超白任代所長,所址遷至中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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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7日,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管會文教會向中央研究院宣布接管,圖為軍管會與中研院留守人員合影,前排右二為楊仲玉、后排右三為金炳福。圖片來源:楊仲玉藏圖片)


1958年,經濟所工作人員在中關村辦公樓前排練大合唱(后排左二:狄超白;后排左五:巫寶三;后排右三:汪敬虞;后排右一:桂世鏞)。來源:經濟所科研處藏照片.jpg

(1958年,經濟所工作人員在中關村辦公樓前排練大合唱(前排左一男:朱宗炎;前排左二戴眼鏡女:吳文美;前排左三:劉國賢;前排左四:劉惠馨;劉國賢右后著格子襯衫者:汪熙曾;汪熙曾右半臉者:吳惠琮;后排左二:狄超白;后排左五:巫寶三;巫寶三左前白發者:李番;后排右二:裴俊生;后排右三:汪敬虞;后排右四:杜培榮;后排右一:桂世鏞。)。圖片來源:經濟所科研處藏照片)


   進入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正在全面推進,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緊鑼密鼓地進行,有一大批現實經濟問題需要深入研究。相應地,經濟學家也迫切感到需要有一個經濟學園地,發表文章,討論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在經濟所代所長狄超白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的推動下,由經濟所主辦的新中國第一份經濟學專業學術期刊《經濟研究》于1955年創刊。從那以后,《經濟研究》對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范式、研究風格和主攻方向一直發揮著引領作用,成為中國經濟學界重大原創性理論成果的發表平臺。
   1957年,孫冶方任經濟所代所長。同年,駱耕漠、楊堅白、陸斐文、江冬等優秀學者也相繼調到經濟所工作。孫冶方上任不久,即上書李富春副總理,并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明確經濟所歸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雙重領導,進而明確了經濟所的方針任務:“要系統地研究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中提出的各種重要經濟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以及這些規律在我國實踐中的運用……經濟研究所應成為國家經濟領導機關有力的助手,并逐步成為我國經濟科學研究的中心?!彪S之,經濟所從中關村遷往三里河經委大樓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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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7日,經周總理批準,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布關于經濟所歸屬科學院和經委計委雙重領導的文件。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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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經濟所人在經委大樓前合影。圖片來源:楊仲玉藏照片)


  為將辦所方針落到實處,孫冶方領導經濟所做了三件事:重啟“無錫、保定農村調查”,組建昌黎工作組,以及召開第一次全國經濟理論討論會。
  第二次“無、?!闭{查于1958年啟動并完成。為了進行對比,這次調查仍在第一次調查的村莊進行。此次調查形成了對無錫、保定兩地農村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歷史數據的鏈條,為經濟所和我國學術界留下了寶貴的資料,成為日后展開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礎。在孫冶方指導下,經濟所研究人員撰寫了《江蘇省無錫縣近三十年來農村經濟調查報告(1929-1957年)》;河北省統計局編寫了《廿八年來保定農村經濟調查報告(1930-1957年)》。報告深入分析了解放前后三十余年間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人口和勞動力狀況等各個方面的變化,彌補了第一次無錫、保定調查報告遺失的缺憾。改革開放以后的1986年,經濟所與其他學術機構合作,開展了第三次“無、?!闭{查。1998年,經濟所又組織開展了第四次“無、?!闭{查。四次大規模的調查,積累了長達70多年歷史發展過程中幾個重要時點的詳細資料,為我們觀察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遷做出了貢獻,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孫冶方在給中央的請示中提出,為探索社會科學為現實經濟服務的道路,經濟研究所要在農業合作社、工廠、商店中選擇一些固定的點,研究人員要輪流下去蹲點搞調查研究。1958年10月10日,經濟所開始進行試驗,組織了第一個工作組,先到河北豐潤縣,后轉到昌黎縣。這個工作組被所內看作是經濟研究工作的“試驗田”,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希望工作組成為觀察中國經濟的“氣象站”。該工作組定名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昌黎工作組”。1959年初,經濟研究所昌黎工作組完成了第一個調查報告,主要反映了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大問題,之后不久完成了第二個調查報告《關于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深刻揭示了農村辦食堂存在的嚴重問題,對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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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經濟所部分干部在河北昌黎鍛煉合影。圖片來源:徐義生、黃湘君藏照片)


  全國經濟理論討論會是經濟所發起和組織的第一次大型理論討論會,討論的中心議題是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因此,也被稱為第一次全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這次會議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糾偏的形勢下召開的。討論會由薛暮橋、于光遠和孫冶方發起,于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幾個問題上。一是關于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二是人民公社商品生產的發展趨勢及其與自給性生產的關系。三是關于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爭論的核心在于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中,商品生產是否只剩下一個形式?四是關于價值規律作用的性質,爭論的中心是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是否有調節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否又有“積極”、“消極”之分?
  在會議召開前后,《經濟研究》開辟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討論特輯》,共發表30多篇文章,其中有多篇涉及全國經濟理論討論會的討論主題。關于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討論已十分激烈。孫冶方發表了《把計劃和統計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提出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顧準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主張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
  此次會議參與面廣,影響力大。當時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實際工作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均從實際出發,強調學術對話。會議結束后,孫冶方、駱耕漠、于光遠等就價值論、商品和價值以及商品生產繼續展開研究。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問題引起了理論界的反思。孫冶方領導的經濟所,力圖在理論上系統全面總結“大躍進”的教訓。這一時期,孫冶方、于光遠和薛暮橋確定了要著重研究和討論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核算和經濟效果三大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的討論,主要是研究“大躍進”中“以鋼為綱”政策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問題。關于經濟核算和經濟效果問題,主要是針對“大躍進”時期不計工本,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錯誤思想和做法,提出必須嚴格經濟核算,講究經濟效果包括投資效果,減少浪費和損失。孫冶方對嚴格經濟核算最感興趣,提出不僅要重視勞動消耗的核算,還應注重資金占用的核算,并引發了關于利潤問題的討論。
  這些討論的組織形式是,先在經濟所內部討論,請有關部門負責人和黨內經濟學家參加;然后再由經濟所和《經濟研究》出面,請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學家參加。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核算、經濟效果三大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抓到了“大躍進”錯誤的要害,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程中極富價值的理論思考。通過上述討論和實地調研,孫冶方對大辦人民公社、大躍進、大辦小高爐、大辦食堂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與此同時,孫冶方提出要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探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1959年12月,中央理論小組要求經濟所拿出一部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同月,劉少奇邀請孫冶方和部分經濟學家到家中座談,聽取他們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孫冶方就若干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得劉少奇的重視。隨后,孫冶方把《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寫作作為全所工作的中心,組織了編寫小組,所內的主要業務骨干大都參加了書稿寫作或討論。1961年,孫冶方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中心思想。會議結束后,在孫冶方的主持下,寫出了《〈社會主義經濟論〉初稿的討論意見和二稿初步設想》。這是《社會主義經濟論》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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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日-5月12日,經濟所在香山舉行《社會主義經濟論》討論會。前排從左至右:孫冶方、張聞天、楊堅白、馮秉珊、駱耕漠;后排從左至右:何建章、趙效民、王紹飛、劉國光、董輔礽、孫尚清、桂世鏞、項啟源、李琮、田光、江冬、黃道南。圖片來源:《張聞天:畫冊》)


  這些學術活動的開展,成就了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經濟所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范圍內的短暫繁榮。這也是解放后經濟所和中國經濟學研究歷史上的第一個小陽春。
  除了《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大綱之外,我國第一部研究工業企業管理的理論著作《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也于1964年出版。此外,楊堅白、劉國光、董輔礽等人對社會再生產、國民收入和綜合平衡的研究,也代表著經濟所和中國經濟學界的水平。劉國光和董輔礽還被日本經濟學家稱為中國經濟增長學派的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時期,與國內其他行業經歷的情形類似,經濟所的科研工作陷入停頓。1969-1972年,經濟所遷往河南信陽息縣東岳、平橋區明港興建“五七干?!?。返京后,曾暫棲建國門內大街5號。1975年,遷址至阜成門外月壇北小街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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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經濟所部分人員在河南明港干校合影留念。左起:沙吉才、王淑文、汪德余、劉必英、唐倫慧 ,右起:張鶴齡、李澤中、劉其昌。圖片來源:張鶴齡藏照片)


  在嚴酷的環境中,經濟所人依然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們的理論探索彰顯出的風骨令人欽佩。孫冶方在監獄中沒有筆和紙的條件下,把《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寫作提綱打了85遍腹稿。又利用寫交待材料的機會,寫出長文《我與經濟學界一些人的爭論》,系統地陳述了自己的經濟觀點。顧準在家破人亡的情況下,拖著病體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樣?”這一關系中國命運的大問題。嚴中平利用極為有限的條件翻閱資料,寫下《老殖民主義史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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